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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纳治五郎与柔道“身体”创造的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从传统文化创造与身体技术论的角度,对现代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的言说、文献及相关传统哲学文化思想进行分析,阐明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柔道是如何发展成世界体育项目的。研究认为:柔道之所以能成为既现代又有传统色彩的体育运动形式,一方面是在理论思想上继承与发展以儒教、佛教、道教为基础的传统柔术文化,另一方面则是运用西方科学原理创造性地重新解释柔术中“本体、心法”等身体运动状态构成。柔道就是一种日本人的固有文化在与外来文化冲击中通过对抗、摩擦以及融合创造出的新“身体”文化。通过以柔道为例,重新审视由民族文化转变成世界文化的现象,以期为类似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科学化与世界化提供参考。
  关  键  词:体育人类学;民族传统体育;嘉纳治五郎;柔道;身体创造;日本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9)06-0035-06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reation and body technology theories, the author analyzed modern Judo founder Kano Jigoro’s speeches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related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cultural ideologies, and expounded how Judo as a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 was developed into a world sports event. The author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reasons why Judo can become a sports form with both modern and traditional colors are, on the one hand, that theoretically and ideologically it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raditional Judo culture that bases o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s the found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it creatively re-explained the body movement state composition of “noumenon” and “inner strength” in Judo by applying western scientific principles; Judo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ort of new “body” culture created via competition, friction and fusion in the impacting between Japanese intrinsic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By taking Judo for example, the author reexamined the phenomenon of national culture turning into world culture,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cien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similar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Key words: sports anthropology;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Kano Jigoro;Judo;body creation;Japan
  社会变迁总会对附着其上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而传统文化则往往被视为一种保持自我独有文化和固有不变的形态。但是,在文化传承和传播过程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因为任何所谓的“传统”文化如果要获得持续生命力,必须使新的或是外来的文化因子不断融合到固有文化中才能让“传统”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1]16。以身体作为“传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亦如此。但是在历史社会中,由于与西方文化互为犄角的东方民族文化大多都难以用现代化观念阐释,因此造成如中国武术这样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体育文化。柔道在1964年奥运会上成为正式项目后得到全球性发展,成为率先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转型成为世界性体育文化的典型实例。因此,本研究所关注的柔道,表象上只不过是一种既传统又国际化的体育运动形式。但从社会文化学角度看,柔道实质上是在近代工业化后一种东方文化社会对自身民族传统文化不断进行改造而形成。
  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人类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2]12就提出了身体技术理论:“人的身体行为和动作承载着社会文化,最能直观性地体现其文化的具体样态。”运用这个概念分析柔道的创建过程,不仅能了解日本传统身体文化的创新所形成的近代身体观念,还可以为其他国家民族体育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发展提供借鉴。基于以上诸理论角度的考量以及笔者从事武道身体训练的实践经验和长年对日本社会的深入观察,并在遵循人类文化学主客位文化研究方式上,通过对现代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以下略称“嘉纳”)的历时文献资料、言论以及相关传统哲学文化思想进行分析,特别是将嘉纳的《柔道杂记》中提出来的“本体、心法”等[3]概念作为重点考察对象,梳理出现代柔道“身体”的形成。   1  柔道创建与体系
  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积极接收近代欧美文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本土文化与身体观逐渐转变为否定态度,加之近邻中国被欧美列强殖民化所形成“东亚病夫”的负面形象,极大地引发日本社会对原有文化的反思与轻视。随之而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征兵制、宪法、民权、义务教育、经济、铁道、西装等激进的社会变化,促使日本社会越来越欧美化,导致具有危险特质的武术类运动逐渐凋零。
  1889年嘉纳在日本教育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柔道在教育中的价值》的演讲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强烈反响。因为在1885年的日本警视厅武术大会上,讲道馆柔道在比赛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九胜一平),并且,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以及海军士兵学校等高等院校开设了柔道课,促使柔道得到了飞速发展[3]14。
  柔道理论可以分为以下3个部分:胜负法、体育法、修心法[3]25。
  胜负法是指在格斗中运用柔术杀伤捕拿的技法将对方摔倒、挡住、踢倒以及反关节。柔术在日本明治时代以前(江户时代)就有300多种流派,将这些柔术的各种攻防技法都归于柔道胜负法的名下,其目的是想让柔术在近代化社会上得到新生。
  体育法是指通过练习柔道,壮健骨骼肌肉、补强体力、灵活四肢, 最后促进身体的全面发展。因此,体育法强调的是全身参与,保证有适当的运动量,并且要确保练习中的人身安全。以前的柔术是以杀伤捕拿为目的,技术动作都伴随着危险性。比如:摔法中的反关节技术是通过擒拿对手关节,让其疼痛,丧失运动反抗能力后再将其摔倒并制服与杀伤,但这与现代体育理念背道而驰。因此,体育法首先强调的是避免不损伤对手(受身)的身体,禁止使用反关节技术,只能利用柔术中让对方失去重心的技法,从而减少伤害确保人身安全。《日本文学》杂志中的《柔道起源》记载:“现在的柔道在继承柔术攻防技术的同时,巧妙地剔除了其危险部分,让人感受到体育竞技过程中的愉悦,这正是柔道的精华所在。”[3]27从中可以看出柔道与柔术的实质性区别。如果从具体技术动作区分柔术与柔道的话,例如柔术竹内流的“红叶狩”,这是个类似于柔道“背俯投”的技术,其动作是首先采用“背俯投”将对手摔倒后,要擒住对方的右手,并踢击对方的右肋骨,然后用反关节方式固定其右手,也就是将对手完全制服与杀伤[4]。而柔道只是采用前部分的“背俯投”的摔法,也是今日看到的柔道一般练习方法。
  修心法旨在通过柔道练习提高德育和智育水平。这个修心实际上好比是现代的模拟测试,通过一些实践操作检验存在的不足从而提高自身水平。因此,强调柔道练习也要像模拟测试一样: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实践来检验自己的不足和错误;第二,通过技术学习提高自身的观察力和记忆力;第三,不断吸收他人的建议以促进自身运动能力的提高。嘉纳认为通过这种连续的练习既可以提高人的智力,也可以让日本人形成近代国家的伦理观和爱国、尊重传统文化的“道德”意识。
  所以,具备以上三法的柔道才会被日本社会与学校体育体系认可为既修身又修心的最佳科目。
  2  德智体三育主义教育和柔道
  2.1  柔道与柔术的区别
  柔道胜负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认为是传统柔术的一种延续,而柔道的体育法和修心法则是与传统柔术的“决裂”。这个决裂正是独创之处,实现了与近代学校教育原理的结合(“徳、智、体”三育主义)。明治维新后,日本以欧美三育主义思想为基础开始着手实施义务教育。1873年任职于日本教育系统的美国人马里向日本政府提出“学监申报”[5],指出身体锻练与保健知识都是通过教育形式促成,其内容深刻影响当时日本学校的教育方向。1876年以后在各种各样的书籍版本中就出现了今天的智育、德育、体育三育主义思想。其中,英国人Subensa的着作《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1879年被译为日语)极大地影响了嘉纳,触发了他将传统武术转变成体育运动的构想[6]。当然,其他日本传统武术项目,如剑术也曾提出过体育化的设想。比如1888年清水国虎所着剑术书籍《武道剑法手引草》和《体育养心论》皆有探讨剑术体育化、体操化是否合适的论述。
  2.2  柔道体系化的契机
  柔道创建的契机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为迎合当时明治政府的学校教育政策,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主要原因。虽然在明治维新后社会层面上的武士阶层已经彻底消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传统武术失去传承途径,但是在其他社会领域中传统武术仍然得到了传承。比如,军警部门中的擒拿捕虏术。由于社会层面上出现了将日本传统武术引入学校教育体系的呼声,1883年5月5日文部省命令下级部门“体操传习所”对剑术和柔术纳入学校体育教学体系的利与弊进行实证调查,其调查结果是“利”有5点、“弊”有9点[7]:“利”是有助于身体发育、增强力量、振奋精神、培养坚毅品格、防身自卫和不惧危难;“弊”是不能让学生的身体得到均衡发展、练习中存在伤害事故、运动量强弱度不可调节、引发学生粗暴行为、形成打斗风气、养成不辨是非的胜负心理、练习监督体制施行困难、场地设施要求过大、设施器具调度困难。
  嘉纳针对调查所提出的弊端,结合自己在讲道馆中实际教学情况进行逐条答辩,例如,对练习中容易出现伤害事故,认为柔道的“乱取”(自由格斗)是人通过仔细的观察判断后采用更为适应的力量将对手摔倒,能够训练人把握时机去协调身体动作。这个身体形态就是将对手或推或拉,使其失去平衡之后再实施抱摔、过肩以及背俯投等动作,剔除了传统柔术带有杀伤性目的的摔击方式。如对场地设施的要求,指出为顺应当时的形式称为“柔道体操”的锻炼方法,在学校开展并不要专业衣着,而且场地也不一定要在专用场地“榻榻米”上,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练习。如对于引发粗暴行为、打斗风气等问题,指出柔道注重精神修养,而柔道修心法中的“克己”就是对此弊端的修正。总之,答辩内容反映了结合现代体育理论、改良传统柔术使其进入学校体育体系的构想。   3  物理学和心法
  3.1  立足于科学的思考
  嘉纳当初学习柔术的时候一直抱有这样的疑问,怎样才能将对手摔倒。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叙述的:“当问老师为什么要运用某种技术将对手摔倒,老师总是说过来试一下,然后就被他突然摔倒。再次问原因时,得到的回答是:为什么会问这样的事情,难道仅仅几次练习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吗?然后就是在重复被摔倒中不知不觉习得了技术,这或许只有反复通过身体实践才能获得技术的通则。”但是,嘉纳却认为单靠身体实践去习得技术的方法是不完整的,还必须将技术的构造用科学方式进行阐明,以便学习者更为明确地掌握要领,加快进度和提高效率。1889年嘉纳对柔术技术的构成原理是这样阐述的:“人一般是通过两足站立而支撑整个人的身体重量,将站立的人摔倒最为容易的方法是将其重心向一方牵引,使之全身重量向一方偏斜,然后趁机向偏斜的支点使之牵引力量,人就会失去重心摔倒……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安定与安全的状态,使对手的身体处于不安定的姿态也是柔术技术的重点。”这是首次基于物理学方法来阐明柔术技术的原理。之后在1937年嘉纳再次强调了运用力学原理对柔术技术进行说明:“传统柔术老师不对学生阐明柔术技术原理,原因就是前人不是基于现代科学理论进行教习和研究的,而讲道馆的柔道大部分都是根据科学原理教习。”[3]78从以上可以看出嘉纳是立足于科学(物理学)区分柔道与柔术的差异,而对于柔术的技术原理身体知(经验知、黯默知),也是尽量运用科学原理来解释。
  3.2  “心法”的科学辩证
  柔道理论其实是用科学原理对柔术中那些晦涩难懂的部分重新解释构建起来的。在日本传统柔术练习中最为强调的是“心法”,这原本是一个佛教用语,意思是把人从较为苦闷烦恼的境界,引领至空明参悟状态的一种方式。在以往的传统武术中都经常运用“心法”来表达武术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说是一种实现克敌制胜的最高技术。嘉纳为了说明这种“心法”在柔道中的运用,特地用代表性柔术“天神真扬流”和“起倒流”的本体概念举例进行说明。对“本体”如此阐述:“人要将对方摔倒的时候,必定将对方向前拉或者向后推使其身体倾斜,然后使用技术将其摔倒,如果能不让身体失去平衡,而是随对方的拉或推而移动自己的重心就会比对方占有先机,并且无论对方运用任何技术,身体重心都不会偏向任何方向,致使对方无法将自己摔倒。这种让身体不向任何方向失去平衡的练习,在起倒流中名为‘型’,也称之为‘本体’。”[3]95这种阐述实际上是通过起倒流秘籍“本体、天卷、地卷、人卷、性镜”等归纳整理出来的,其思想的主要来源是起倒流竹中派龙野专右卫门(1661—1673年)与贞高(1744年)的理论。
  当年嘉纳跟随佐久保宏年学习起倒流柔术时,就开始了解这套理论体系。在起倒流基本理论《天卷》中有这样的阐述:“本流派开始讲的‘本体’,心净空明,神态自若。即当面向对手时,如若想将对手牵动也要体现出泰然处之、毫不在意,让对方看不出任何迹象,这个就是‘本体’的准备,又称为之‘不动智’。”[8]而这里“本体”即“不动智”的说法,原本是江户前期临济高僧沢庵(1573—1645年)给幕府将军家的剑术师范“柳生但马守增聚”剑书《不动智神庙录》中所题述的禅宗心法,继而被柳生借此来阐明出剑术首先所要具备的心理素质:“无明住地烦恼、诸佛不动智、无心五年、事理间不容发、石火的机、电光的机、本心和妄心、有心和无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轮回、空、放心、不退转、前后际断”[9],这里首先是强调用剑时要“心系一所”,用现代语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一点的心理准备,然后再由“心系一所”进入“不动智”的悟解境界。“不动是指身体不做任何动作,智即是智慧。如同石木那样无性情,不偏左不偏右,来自四面八方的因素都不能扰乱心智;还有,人心不动的时候,我心也不动,本心不由事物的转变而随之变化。转化为剑术中解释就是当拿着剑与敌战斗的时候,剑要与心合,剑快于出手。”[10]这就是“柳生但马守增聚”利用禅宗不动智对剑术心法的说明,沢庵这种不动智心法对日本后世剑术、柔术、弓术以及马术等的影响很大。而最早导入“不动智”概念的柔术就是起倒流,例如,在1791年起倒流书籍关于“本体”概念中就追溯了沢庵的不动智,这也像阐述禅宗心法和禅宗修行中所讲到的“有心”和“妄心”一样,阐释从心系一所(下段)到心不系一所(上段)状态的修行过程[11]。如果将这个过程按照现代运动训练学解释的话,可以理解为从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学习模仿阶段到技术动作的高度自动化阶段。
  3.3  对柔道“本体”的重构
  首先,嘉纳对柔道“本体”是这样阐述的:“身体重心平行移动时非常难以摔倒,只有当对方运用某种手段与方法让你感到恐惧,才会造成你的身体失去平衡被摔倒,而柔术起倒流就是让“本体”不偏不倚地保持平衡的练习。如果“本体”判断失误就会导致身体倾斜,同时也会造成心理状态的失衡。”[3]98这是一种基于物理学“重心”角度的解释,但并不能完全对“本体”进行全面说明。因为柔术起倒流“本体”还含有一个心的问题“不动智”。前述中所说 “本体” 要有一种不偏不倚的自然状态是意味着心不要系于一处,才能让人在心理上做到“不恐惧、不妄动”。
  如果没有科学性说明,这个禅宗心法解释方式让人既费解又感到前后矛盾。所以,嘉纳首先运用现代物理学说明柔道中身体要怎样才能处于最为理想的“本体”状态。这个可以从《柔道杂记》对“本体”概念进行深入了解,嘉纳认为:“柔道的身体姿势有自然体、自护体两种(即自然身体形态和防卫身体形态),其中又细分为自然本体、右自然体、左自然体、自护本体、右自护本体、左自护本体。其动作要领是:两脚分开、身体放松、自然直立,这样既可以保持前后左右以及各种方向的运动,又可以或屈或伸、或左或右,使身体敏捷的运动。”[3]101可以看出这是基于物理与解剖学说明柔道运动中身体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保持安定与自如。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创造,在传统柔术的起倒流中也是如此,只是表述形式有所不同。在樱庭武着书《柔道史考》就有这样的记叙:“嘉纳先生在学习起倒流竹中派时,虽然没有将之称为自然体,但是要求身体运动的形态也是如同现在一样。所不同的地方就是把江户时代传承下来的柔术形式利用物理学进行了现代方式的概括”[12],并以沢庵所“无论向左向右,乃至于四面八方,无所不在、无所不念”的不动智“本体”概念来说明柔道的“本体”。   另外,在对于“克敌制胜、自我修养”的柔术心法同样利用物理学进行重新解释[13]。比如,柔术练习中有重要形式“请立残”,“请立”是指守方,而“残”是指在摔倒对手以后保持杀伤动作但点到为止的动作姿势。练习流程是按照攻守双方预先设定好的一系列假设性组合动作来进行,据柔术起倒流秘籍《灯下问答》对“请立残” 的解释为:“攻方(取形)摔倒守方(请立)的时候要克制自己的胜气、争气、人欲, 同时守方也要领悟攻方对技术的执念以及自己身体的感受。”[14]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动智本体”的心法修行,其中还表明“请立残”对攻守双方都是有利的,不论是攻防还是守方都有一种“同气”(两人一起磨炼的意思)与“相气”(是指人与人、技与技、气与气正面冲突的状态)。在另一篇《起倒流修行辩解》中还具体指出起倒流在练习中不要求与对手的“相气”。具体来说就是不去考虑敌方的状况,而是依靠自我的领悟来求取对事物与人的一种感知,并指出“如果你只顾着考虑到敌方的状态,会使自己的心气涣散、心神不定,这是因为“相气”诱发注意力过于集中,造成对不动智本体的障碍”[15]。
  在起倒流《天卷》中还进一步阐述“相气”不可取的原因:“柔弱之所以能克强克刚,主要是能借敌人之力而胜之,如果只是借助本力而显现其动机的话则不能取得胜利。因此,起倒流要避免‘相气’状态。”[16]江户时代的柔术几乎都是用这种不动智心法建立流派的理论。因此,嘉纳在创建柔道的过程中也不得不基于这个理论,但在本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起倒流强调的是“不要自我执着即不动智心法”,则用物理学方式强调顺势导力使对方身体失去重心“以柔克刚”原理。因此,在柔道“柔之理”中弃用如“同气”“相气”“不动智”等心法用语。而对于“请立残”练习方式,由于以往任何武技传书中都没有相关讲解,则从物理学与心理学说明:“如果我们根据对方的动作无法判断其心理状态,那么刻意强调自身动作的正确性没有什么意义,怎样去预测对方动作才是起倒流强调的重点。”[17]对于江户时代的柔术,他认为在预测不能的无条件状态中实战是非常有用的。因此,柔道确定以乱取为中心的练习方式,所有柔道研究都会以起倒流的请立残为基本练习方法。虽然嘉纳对这种方法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1885年嘉纳与起倒流的老师饭久保恒年的一次柔术练习中提到:“跟先生进行实战对抗的时候,如果是按照有先决条件的形式而进行,我被先生摔倒了很多次,但是,如果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状态下先生连我一本也没有取到,而且我却实施了有效技法将先生摔倒。”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其实就是让对方的重心失衡从而摔倒。饭久保说:“从今以后,我再无任何东西可以教你。”[18]因此,嘉纳这种让对方失去重心而被摔倒的技术,得到了饭久保的认可而取得了起倒流的师范资格。
  由此可以看出,嘉纳所阐述的理与心(本体)这种练习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也就是前述所说的运动技术从初始阶段到高级阶段(动作自动化)心身合一的过程。
  4  从民族科学到科学的思辩
  武术心法始于江户时代初期的沢庵,茶、花、歌、能等日本传统文化中也有这种心法的痕迹。这个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的歌手藤原俊成父子,他们认为学习不只是一种技术的习得过程,还是一种精神和灵魂的修行,以至于现在日本文化中还留存这种理念。其实,这种文化的起源是6世纪中国的天台宗僧人智顗所着的佛教修行论《摩诃止观》,智顗提出的佛教修行方法有:常坐三昧、常行三昧、半行半坐、非行非坐这4种类型。常坐三昧是指坐禅,常行三昧是指以走来修炼,半行半坐是指用坐和走相结合并用的修行方法,非行非坐是指除走和坐之外的修行方法[19]。比如说叠被子、洗脸、吃饭、扫庭院这些日常生活行为也都被视为是一种修行。可是《摩诃止观》传入日本的时候,日本佛教所禁忌的十恶中有这样的两个恶“妄言”“绮语”,和歌就是两恶中的一恶。但是由于《摩诃止观》这种修行方法的传入,和歌首次与佛教结了缘,和歌也成为可以修行的方式,因此和歌也命名为歌道。到室町时代,艺术界的这种学习也运用佛教心法修行。到江户时代,武术的心法也是基于这个文化。柔道并没有把这种心法直接放置于中,但是,从嘉纳的着书中可以得知柔道并不是轻视心的修行,这个可以从柔道的修心法来佐证。
  以前关于“心”的解释有两种,第一种心是对于技术以及技术进步的有效发现,第二种就是武术练习的社会价值。前者是个人志向,后者则是一种社会志向。在柔道中重点提到的是后者的心,这与儒家所讲到的“德”一致,而前者的心是对技术的用心,这是用佛教心法进行解释的。心法在武术中实际上是一种杀敌技术,佛教的不动智、道教的“和”,被作为武术心法内容,这样的心法形成是以宇宙论中的事理一体、道气一贯为背景。由于武术练习中“技”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支配“技”首先要掌握的是理和道,这种想法是儒教《礼记》的德在上、艺在下的思想所决定的[20]。嘉纳对这种武术理论的思辨进行了否定,并认为技术被形而上的原理所束缚是不符合运动原理的,而应该是用形而下的物理学进行阐明,这个就是嘉纳在修心法中所阐述的“柔道的理念”。其实这种见解并不只是嘉纳一个人的,也是当时武术界精英层所共同思考的问题。1875年倡导武术进入学校的阪谷素认为西方之所以称霸于世界,原因就是自然科学的发达,并认为那些由中国传来的阴阳五行学都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理论。但是,在现实的日本社会中以儒、佛、道教哲学为主体的基础文化是没法轻易抛弃的,鉴于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嘉纳用西洋的近现代科学理论对东方思想进行一次重塑。
  因此,可以看出嘉纳所期望的柔道是试图锻造一种立足现代西方物理学与医学的科学身体,而不是古代东方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民族科学身体,并且对这个身体还要附加特别的社会性志向。这是因为当时以欧美列强国家为榜样的日本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能让社会成员以近现代国家公民式样建立自我认同感。因此,嘉纳强调柔道是一种教育手段,而柔道修心法中的“德育”即是“爱国心”被摆在第一位,其中“大和魂”与“武士道”两个核心部分,就是当时日本政府促进日本人民族认同感的原动力。但是,随着柔道运动的国际化,这种“爱国心”将会逐渐远离当时的排他性国家主义,开始转化为基于科学的国际主义“身体”。可是,不能否认柔道之所以能成为既现代又传统的体育运动形式,一方面是在竞技上继承江户时代的柔术胜负法,而另一方面则是新的体育法与修心法理念替代了原来柔术的传统理念,这恰好结合了日本近现代学校教育原理中的三育主义思想。   以上可以看出,日本传统文化其实是基于中国的儒、佛、道教与本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产物,而柔道是一种日本固有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对抗、摩擦以及融合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新“身体”文化。
  柔道之所以能成为既现代又传统的体育运动形式,一方面是在竞技上继承了江户时代的柔术胜负法,另一方面则是新的体育法与修心法理念彻底改变原来柔术的传统理念。这正好契合了日本近现代学校教育原理中的三育主义思想,尤为重要的是运用科学原理重新解构与诠释柔道这个民族科学,也是使其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民族性发展到世界性的重要所在。因此,从嘉纳柔道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民族科学的“身体”要变成具有现代科学的“身体”并不是完全西方化,而是通过利用吸收与融合西方观念重新诠释自我文化进而创造出一个有阶段性、层次性发展的新观念。这个观念既有普世价值的世界性,也蕴含着民族文化的代表性,而考察这种观念的形成过程也为今后在研究类似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如何在现代科学文化中寻找交会点,并以此建构既有民族性又具备世界性的身体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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